1972年暮春時節,我們的客人、意大利導演、共產黨員米開朗基羅·安東尼奧尼先生一行7人,帶著超八毫米攝影機,經時任總理周恩來親自批准來到中國。在中方的安排下,攝製組先後訪問了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蘇州與林縣(今河南林州)等地,拍攝了長達3萬多米的電影膠片,最後剪輯成為一部長達3個多小時的紀錄片——《中國》。
  攝製組離開中國,返回意大利首都羅馬後不久,即召開新聞發佈會,安東尼奧尼稱:“這不是一次政治性的訪問,不涉及政治”,“這不是一部關於中國的影片,而是關於中國人的影片”。他強調說,自己是帶著友好的感情來拍這片子的。
  1972年東方行,令年屆花甲的安東尼奧尼感慨萬端,並對未來世界充滿悲觀之情:“我在未污染的水中潛游了一番。如今,我又回到了西方已遭污染的地方。我擔心,更大的可能是中國將會被污染,而不是我們被凈化。”
  來華前夕對路透社記者的談話中,他便為即將開始的工作定調,“此行不帶腳本”,期望能夠拍攝出一部“帶有各種缺陷的安東尼奧尼式的中國”——自己是來“尋找形象”,而不是“尋找判斷”的。影片《中國》剪輯完成後,美國廣播公司(ABC)即以25萬美元重金購得首播權,併在美公開放映。第二年,也就是1973年年底,影片被評為在美上映的“十部最佳紀錄片之一”。
  客人離開後的種種表現,以及那部在西方廣為傳播的影片信息,都已通過各種渠道進入當初熱情接待他們的主人視野當中。而此時的中國大地上,自1974年年初開始的半年時間內,“文化大革命”運動也因林彪事件增添了新的內容——“批林批孔”。在這一年的1月下旬,中央、國務院直屬機關“批林批孔”動員大會上,“林彪與孔孟之道”、“反覆闢”、“聯繫現實”成為新的熱詞。遲群——這一“文革”紅人首先對《中國》影片及其邀請者發難:“有一個片子,是意大利拍的一個紀錄片,叫做《中國》,實際上就是一個間諜加漢姦搞出來的,難道不需要聯繫嗎?”“間諜”與“漢姦”,這兩個殺傷力巨大的漢語詞組,都足以讓聞者膽寒。
  1月30日,在絕大部分中國人對遠道而來的意大利攝製組毫不知曉的情況下,《人民日報》刊發《惡毒的用心,卑鄙的手法——批判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題為的反華影片》一文,隨後的兩三個月時間內,攝製組所到之處以群眾的名義所發的批判文章,一波接著一波,聲浪漸次高漲。通過這些顯然是統一組織,統一定調,各有分工配合,全面揭露攝製組行為、手段及導演安東尼奧尼本人“險惡用心”——各地心明眼亮“革命群眾”的批判文章,絕大多數不明就里的人倒是勾勒出了《中國》攝製組所到之地,包括街道、車間、茶館,甚至養豬場、集市,這樣一些細節來。
  所有的批判都圍繞著“用心”與“手法”這兩個關鍵詞做文章,並且在做出事實判斷之前,價值原則已經確立——除了惡毒,就是卑鄙。
  文章出籠後不久,也就是2月10日,江青來到病中的郭沫若家獃了三個多小時,並以批判安東尼奧尼之名,攻擊周恩來。當晚,郭沫若即被送往醫院。之前,郭沫若曾被指責像林彪一樣對待秦始皇、對待孔子。一些不相干的人與事因《中國》而被串了起來。
  彼時,年輕的美國藝術評論家蘇珊·桑塔格女士,通過觀看影片及中方翻譯出來的英文版批判文章,與收集到的相關報道,敏銳地觀察到,在中國的學校、工廠、軍隊和公社被動員起來參加“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”會議的千千萬萬群眾,並沒有看過《中國》這部影片,就像在1974年上半年“批林批孔”運動的參加者不一定要讀孔子的作品一樣。
  喧囂之後歸於沉寂。這段歷史於1979年2月19日再次進入人們視野,中共中央、國務院發出通知,同意先前外交部《關於肅清‘四人幫’在批判影片問題上的流毒、撥亂反正的請示》。1980年年初,中國文化部長向“一個身體上和文化上都來自遙遠國度的人”——安東尼奧尼表達了歉意。這一年的4月中下旬,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訪華,“文革”期間中斷的兩黨關係恢復。至1990年代初期,中共黨史專家更是對此作出結論,認定當年以高、大、全,假、大、空標準苛求外國人的做法,在國內外都造成了極壞的影響。
  1972年5月,安東尼奧尼初到中國時,對中方接待人員說:“我是一個西方人,是從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國。”1974年春天,在得知中國方面指責其拍攝反華影片,淪為“反華小丑”,並對其展開大規模批判後,他申辯道:“憑良心,我沒有做過這樣的事,我不承認污衊中國和歪曲中國現實的指責。”但他悲傷地承認,自己成了這個國家“一場興起的政治爭論的適時的工具”。在蘇珊·桑塔格的表述中,共產黨員安東尼奧尼成為一個被建構的“模範的意識形態敵人”。  (原標題:潛游之鄉(上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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