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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72年暮春時節，我們的客人、意大利導演、共產黨員米開朗基羅·安東尼奧尼先生一行7人，帶著超八毫米攝影機，經時任總理周恩來親自批准來到中國。在中方的安排下，攝製組先後訪問了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蘇州與林縣（今河南林州）等地，拍攝了長達3萬多米的電影膠片，最後剪輯成為一部長達3個多小時的紀錄片——《中國》。
　　攝製組離開中國，返回意大利首都羅馬後不久，即召開新聞發佈會，安東尼奧尼稱：“這不是一次政治性的訪問，不涉及政治”，“這不是一部關於中國的影片，而是關於中國人的影片”。他強調說，自己是帶著友好的感情來拍這片子的。
　　1972年東方行，令年屆花甲的安東尼奧尼感慨萬端，並對未來世界充滿悲觀之情：“我在未污染的水中潛游了一番。如今，我又回到了西方已遭污染的地方。我擔心，更大的可能是中國將會被污染，而不是我們被凈化。”
　　來華前夕對路透社記者的談話中，他便為即將開始的工作定調，“此行不帶腳本”，期望能夠拍攝出一部“帶有各種缺陷的安東尼奧尼式的中國”——自己是來“尋找形象”，而不是“尋找判斷”的。影片《中國》剪輯完成後，美國廣播公司（ABC）即以25萬美元重金購得首播權，併在美公開放映。第二年，也就是1973年年底，影片被評為在美上映的“十部最佳紀錄片之一”。
　　客人離開後的種種表現，以及那部在西方廣為傳播的影片信息，都已通過各種渠道進入當初熱情接待他們的主人視野當中。而此時的中國大地上，自1974年年初開始的半年時間內，“文化大革命”運動也因林彪事件增添了新的內容——“批林批孔”。在這一年的1月下旬，中央、國務院直屬機關“批林批孔”動員大會上，“林彪與孔孟之道”、“反覆闢”、“聯繫現實”成為新的熱詞。遲群——這一“文革”紅人首先對《中國》影片及其邀請者發難：“有一個片子，是意大利拍的一個紀錄片，叫做《中國》，實際上就是一個間諜加漢姦搞出來的，難道不需要聯繫嗎？”“間諜”與“漢姦”，這兩個殺傷力巨大的漢語詞組，都足以讓聞者膽寒。
　　1月30日，在絕大部分中國人對遠道而來的意大利攝製組毫不知曉的情況下，《人民日報》刊發《惡毒的用心，卑鄙的手法——批判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題為的反華影片》一文，隨後的兩三個月時間內，攝製組所到之處以群眾的名義所發的批判文章，一波接著一波，聲浪漸次高漲。通過這些顯然是統一組織，統一定調，各有分工配合，全面揭露攝製組行為、手段及導演安東尼奧尼本人“險惡用心”——各地心明眼亮“革命群眾”的批判文章，絕大多數不明就里的人倒是勾勒出了《中國》攝製組所到之地，包括街道、車間、茶館，甚至養豬場、集市，這樣一些細節來。
　　所有的批判都圍繞著“用心”與“手法”這兩個關鍵詞做文章，並且在做出事實判斷之前，價值原則已經確立——除了惡毒，就是卑鄙。
　　文章出籠後不久，也就是2月10日，江青來到病中的郭沫若家獃了三個多小時，並以批判安東尼奧尼之名，攻擊周恩來。當晚，郭沫若即被送往醫院。之前，郭沫若曾被指責像林彪一樣對待秦始皇、對待孔子。一些不相干的人與事因《中國》而被串了起來。
　　彼時，年輕的美國藝術評論家蘇珊·桑塔格女士，通過觀看影片及中方翻譯出來的英文版批判文章，與收集到的相關報道，敏銳地觀察到，在中國的學校、工廠、軍隊和公社被動員起來參加“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”會議的千千萬萬群眾，並沒有看過《中國》這部影片，就像在1974年上半年“批林批孔”運動的參加者不一定要讀孔子的作品一樣。
　　喧囂之後歸於沉寂。這段歷史於1979年2月19日再次進入人們視野，中共中央、國務院發出通知，同意先前外交部《關於肅清‘四人幫’在批判影片問題上的流毒、撥亂反正的請示》。1980年年初，中國文化部長向“一個身體上和文化上都來自遙遠國度的人”——安東尼奧尼表達了歉意。這一年的4月中下旬，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訪華，“文革”期間中斷的兩黨關係恢復。至1990年代初期，中共黨史專家更是對此作出結論，認定當年以高、大、全，假、大、空標準苛求外國人的做法，在國內外都造成了極壞的影響。
　　1972年5月，安東尼奧尼初到中國時，對中方接待人員說：“我是一個西方人，是從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國。”1974年春天，在得知中國方面指責其拍攝反華影片，淪為“反華小丑”，並對其展開大規模批判後，他申辯道：“憑良心，我沒有做過這樣的事，我不承認污衊中國和歪曲中國現實的指責。”但他悲傷地承認，自己成了這個國家“一場興起的政治爭論的適時的工具”。在蘇珊·桑塔格的表述中，共產黨員安東尼奧尼成為一個被建構的“模範的意識形態敵人”。　　（原標題：潛游之鄉（上））